20世纪的中国历史，约有半个世纪的时间，是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历史，把毛、蒋之间的较量仔细研究，对现实是有指导意义的。

毛、蒋之间两大政治集团的正式谈判，只有两次，一次是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，一次是全中国解放前夕的北京和平谈判。还有一次为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，虽然西北军、东北军作为一方，为逼宫式的强制谈判，但是实际的主张则是和平的。

仔细评价这些谈判，感觉可有以下几点心得。

第一、正式谈判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承认

政治谈判，首要的问题是和谁谈？一定是和平起平做的对手，不是一般、二般的人就可以谈判的，双方不承认就没有谈的基础。尤其是正式的谈判，谈就意味着承认。

毛泽东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是时候，老蒋对于这种分庭抗礼的ZF是坚决不承认的，认定老毛为匪，对匪只能剿！前后5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，损兵折将但是锲而不舍。

重庆谈判，当时的和谐是可以合法活动的，而和谐方面也是承认民国ZF的，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承认。

在西安事变前，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，毛、蒋之间互派代表有过秘密谈判。这种谈判是绝密的，这是因为当时双方还不互相承认，一旦消息走漏，对内对外都是无法交代的。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，正式谈判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承认！

第二、谈判一定是情势所迫、不得不然

中国人有维持一统的传统，是很难容忍异己的，谈判一定是情势所迫、不得不然。

西安事变前的秘密谈判，是因为蒋介石面临日本入侵和剿共两线作战的威胁，力不从心；西安事变时老蒋自己就身陷囹圄、生命难保，当然要谈。和谐方面也是面对老蒋巨大的军事压力，想抗日救国就必须和国民党妥协。

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全国人民期盼和平，不谈判就无法获得民心；美、苏也力主两党谈判。

北京和平谈判，也是国内中间力量极力呼吁和平，前苏联也有意促成中国的“划江而治”。

表面上看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特点，认为谈下来的成果不如打出来的牢靠，所以说谈判往往不是首选而是无奈之举；从本质上，还是在于双方的立场根本分歧，谈判只是权宜之计。

第三、谈判是谋求主动的方式、是互设陷阱的较量

谈判是在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，是相互谋求可接受的妥协的过程，是谋求政治上主动的一种方式，是互设陷阱的较量。

西安事变前后的谈判，老蒋名义上消灭了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”，虽然给红军以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正式军队番号，但实际上是想限制和谐军队的发展；但是，只要和谐获得了合法的地位，一切就不是老蒋可以做主的了。后来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共有120多万人，可算是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两个“军”。

重庆谈判中签定的《双十协定》被老蒋撕毁，成为他破坏和平的罪证，早知如此，老蒋何必当初呢？

综合分析，相对弱势的一方，可以在谈判中获得平等地位，可以利用谈判要求强势一方作出妥协；而相对强势的一方，不得不承认、不得不让步、不得不受到约束。因此，相对的强势的一方对谈判这件事要特别慎重。

再看毛泽东处理北京和平谈判，显示了高瞻远瞩。当时国民党集团想以谈判获得喘息的时间，国内中间力量要求和平，外部力量也提出要“划江而治”。

面对这种局面，毛泽东在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的一文中尖锐的指出：

“……..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，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，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，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，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，将革命扼死，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。”

他还特别引用“伊索寓言”中“农夫和蛇”的故事：

“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（请读者记着，这种可怜相，今后还要装的）。…………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，希望中国和谐，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，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。”

“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，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：凡是耍着花腔，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，不然就不合国情、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，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。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？究竟是哪一个工人、哪一个农民、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？”

正是由于有清醒的认识，在北京和平谈判中，毛泽东提出了超强硬的八项和平条件。这八项条件不要说老蒋，就我再看也好象是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的翻版，老毛就是要求老蒋在降与亡之间作出选择。后来在北平和谈破裂后，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，毛泽东写下了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的诗句，恰是老毛当时内心的写照。

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其中的境界很值得我们反复的体会，现在尤其该如此！